周如南等丨​公民参与经历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与态度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原标题：周如南等丨公民参与经历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与态度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公民参与经历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与态度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ZD184)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公众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与态度对于政策落实具备极其重大影响。文章依据已有研究与我国有关政策的真实的情况，建立了我国公民参与与认知态度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公民参与经历、自利型认知、公民型认知验证模型机制，检验公民参与经历怎么样影响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和态度。文章认为，我国公众对于第三次分配政策有基本了解，认识到该政策与个人的关联，大多数人支持并愿意参与第三次分配；过往公民参与经历能够最终靠公共型认知和自利型认知正向影响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态度；女性具有更多公民参与经历，但学历与公民参与经历呈负相关。文章对于第三次分配政策倡导、提高公民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度具有一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白准确地提出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大目标，并指出进一步发挥转移支付、慈善捐赠、社会保障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当下中国已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转向了强调“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政策基调。在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的作用与价值已然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且将继续促进全体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有效地影响并改变目标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即引导公民遵从政策、按照政策预期的方向行动，是评估公共政策有效施行的关键(李燕等，2021)。对于公民政策遵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集中于税收政策领域，认为惧怕惩罚是个体政策遵从的主要驱动力(Paternoster，1987)。从20世纪80年代起，公民政策遵从的研究逐渐扩展至多个政策领域(Meier＆Morgan，1982)，研究的侧重点逐渐定位在探究外部激励对于个体政策遵从行为的影响。如今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学界逐渐将视角转移到如何通过理解公众的行为决策模式与行为规律来有计划地影响公众行为上来(吕小康等，2018)。

  第三次分配政策无显著的约束个体权利与自由的特征，而是非常强调道德对于公众行为的影响， 具有志愿性、公益性，是社会成员自发地进行正义的道德实践活动，其中主要的形式是参与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孙春晨，2021)。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成功的重点是其是 否能有效引导与激励公民参与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因此，文章探究公民基于过往公民参与经历和对 第三次分配的认知，参与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行为的机制，以更好地落实政策。

  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是民主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广泛意义上包括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狭义上的定义具体到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定和公共治理(郭小聪、代凯，2013)。民主参与与政策遵循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已有研究表明，公民是否遵从政策更多地受到与记忆中类似情景的对比影响，而不是对遵从结果的理性分析(Coelho et al．，2012)，相比于以“理性人”为基础假设的认知模型，更多的是考虑心理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强化政策遵从研究。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Kahne-man＆Tversky，2013)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能够适用于解释这一路径，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常常受到“启发式”思维的制约，其中可得性启发依据相关信息在记忆中的获取难易程度，进行快速“非理性”决策。而且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实践中，许多举措和参与公益、社工、互助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已有慈善领域的研究表明，慈善信息获取能够影响个人的捐赠行为(徐延辉、李志滨，2020)。因此，有推测认为，在呼吁参与第三次分配时唤起公众对于相关过往经历的回忆有助于政策遵循。

  此外，已有不少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都与个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呈正相关，这些个体会在政治参与行为和认知上表现出从传统公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Inglehart，1997)。例如，企业管理者的性别、年龄和学历等差异也会导致企业在履行CSR时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陈守明等，2012)；公共组织部门中越具有公共服务动机的工作人员越有可能是在生活中参与社会服务活动(Houston，2016)。但目前针对个体因素与政策公共型认知的实证研究较少。

  在慈善与公益传播领域，自利(Benefits to self)和利他(Benefits to others)作为两种基本行为动机已被学界广泛研究。本文将公共政策遵从的认知类型归纳为：公民型认知、自利型认知。

  公民型认知是指基于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而产生的政策认知。公民参与在学界常被视为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和公民型认知的直接途径。参与民主理论(Participatory Democracy)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视为过程性的、对自我的教育和整合。提出民主参与对公民熟悉民主程序和民主技能有极大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将逐步适应“民主性格”，这和提高公众的公民型认知相关。此外，对于参与的“整合性功能”，该理论指出公民参与将加强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并弱化公民对权力中心感到的疏离，从而促进公民形成对国家政治的认同感。通过这两个方面，公民能够对社会政策形成责任感并进行行动，这就是公共精神在参与过程中的提高。

  规范激活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能够从不同视角解释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施华茨(Schw-artz，1977)认为，个人规范是个体进行亲社会行为最重要的动机。“个人规范”是指个体出于道德义务感觉得自身应当做出或规避某种行为的认知，是社会规范与政策法规内化为个体行为认知的表现之一(李燕，2020)，在文章中能体现在公共型认知中。通过个体规范所呈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意识和义务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态度(Groot Judith et al. ，2021)：如果个体对亲社会行为的道德义务感被激活，其将会对亲社会行为的有关政策作出积极响应；相反，如果个体的责任感和对行为的消极后果不具有正确的认知，则对有关政策的态度也会表现为相对消极的状态。已有研究将规范激活模型运用于节约能源、环境保护、慈善捐赠的政策遵从态度中(Onwezen et al. ，2013；李德国等，2022)。张进美等(2011)发现公民型认知可以预测群众对慈善捐赠的态度和行为，个体对慈善所持的态度越正面、公共意义越丰富，其对慈善捐赠的态度就越积极，进而越可能会产生采取行动的意愿。由于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以民众道德感作为主要驱动力，而不是一项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的政策，个人公共意识在参与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此外，社会阶层是社会环境中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变量，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可大致分为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其中，主观阶层认同是个体对自我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根据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由于低社会阶层者占有较少的物质资源、社会地位较低，在生活中面临更多威胁，具有较低的控制感和较高的威胁敏感性，对自身资源具有更多的关注。相反，社会阶层更高的个体会倾向于通过慈善帮助资源相对缺乏的群体，参加志愿活动的意愿更高，社会阶层对于亲社会行为意愿具有非常明显影响(苑明亮等，2019)。结合第三次分配的政策背景，公众对自我主观阶层的认知越高，其越可能具有更高的公民型认知。

  H2：公民型认知与公民的主观阶层正相关，主观阶层越高，越具有公民型认知。

  自利型认知是指公民对参与政策意义的认知倾向于对于自我的物质奖励或精神满足(Paunov et al，2019) 。公共政策的落实往往伴随着对公民利益的保护与刺激，例如物质利益的给予或对其价值的肯定，以此来激励公民资源参与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于参与第三次分配，类似慈善捐赠的亲社会行为往往并非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而是夹杂着利己主义的非纯粹利他主义(Andreoni，1989)。

  已有研究证实了对政策的自利型认知能大大的提升政策参与意愿、精神满足与社会认可。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人们在帮助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心理上获得精神满足感(钟智锦，2015) ；慈善捐赠者可以直接从捐赠行为中获得自我喜悦和满足感，这种内在的满足感是驱使个体从事捐赠等慈善事业的动机之一(Andreoni，1990) 。物质奖励方面，例如提高对绿色能源产品补贴政策的认识以增强购买绿色能源产品的选择意愿(Allcott ＆ Mul-lainathan，2010) ；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以增强企业的慈善捐赠意愿(王硕等，2019)。学界从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公众参与的价值诉求也可以验证这一论断。如桂勇(2007)的“利益依赖”理论指出，自身缺乏资源的群体会对相对拥有较多资源的组织者产生资源依赖性，这种依赖可以视为一种利益关联将普通群体和组织者联系起来，从而使群众更积极地参与组织活动以实现个体利益。

  “公利”和“自利”两者看似矛盾，在真实社会中实则具有统一性。看似矛盾是因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则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两者的根本目的不同。但其实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虽然看似仅仅是为了实现集体利益，实际上个人融入在集体利益之中，个人利益也寓于集体利益之中，通过满足集体利益来满足个体利益最大化，两者的目标都能够得以实现，所以在结果上两者是相统一的(李维维，2018)。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三次分配，公民在过往参与公益、互助等具有公共性的活动经历中激活公民型认知，即“公利”的价值取向。“公利”的目标具有合理性但往往缺乏实现的动力，而“自利”的个体会自主寻求参与的自利性，弥补了这一动力缺失。

  假设 H5：公民型认知与自利型认知在公民参与经历与对第三次分配态度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即公民参与经历通过增强公众的公共型认知而提高自利型认知，进而影响公众对第三次分配的态度。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2021年10~12月期间采用滚雪球抽样以网络问卷方式开展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共发放问卷569份，剔除无效问卷33份，获得有效问卷536份，有效回收率为94.2％。

  根据研究问题与假设，本文通过公民参与经历、自利型认知、公民型认知三个维度，根据已有研究与中国有关政策的真实的情况，设计问卷量表，并附上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主观阶层等人口学特征问题。

  公民参与经历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过去一年接受互助服务的频率为？”和“您过去对于下列活动的参与频率为？”以测量受访者过去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情况，1 为“从不接受／参与”，5 为“总是接受／参与”。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86。

  认知量表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如何理解第三次分配？”“驱使你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和“您认为第三次分配的最大的作用是？”以测量受访者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度法做测量，1 为“非常不同意／支持”，5 为“非常同意／支持”。认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值为0.848 。

  态度量表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第三次分配？”“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意愿是？”对概念描述的同意程度，1 为“非常不同意／支持”，5为“非常同意／支持”。询问受访者“您会通过哪些途径参与第三次分配”对各种参与途径的意愿程度，1为“非常愿意”，5为“非常愿意”测量受访者对第三次分配的态度。态度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值为0.759 。

  调节变量“主观阶层使用MacArthur量表(Scale of subjective SES) 测量，将社会阶层划分为10个等级，让受访者分别选择自身目前所处的社会阶层等级，分值越高，代表主观觉得自身所处阶层越高。

  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均大于0.7，说明问卷的量表设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一致性。进一步对以上量表的效度做多元化的分析，采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样本变量是不是适合做因子分析，文章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认知、态度、公民参与经历的样本数据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分别为0.911、0.712、0.835，均大于0.7；Bart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均为0.000，表明问卷调查数据适合用于因子分析。

  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49人(9.1％)，初中69人(12.8％)，高中／中专93人(17.1％)，大学本科／专科231人(43.0％)，硕士及以上95人(17.7％)。样本的整体教育水平较高。

  职业方面，公务员、事业单位、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71人(13.2％)，公司 职员144人(26.9％)，社会组织工作者43人(8.0％)，学生79人(14.7％)，其他占比小于5％的职业有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商人／雇主、小商贩／个体户、工人、服务业人员、农民、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失业／无业。其中，文章将职业按照属性分为社会服务性较强与社会服务性较弱，例如公务员、社会组织工作者为社会服务性较强的职业(21. 2％ )，其余为社会服务性较弱的职业。

  ②其他占比小于５％的职业有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商人／雇主、小商贩／个体户、工人、服务业人员、农民、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失业／无业。

  对于第三次分配，25.9％的参与者表示比较关注，21.1％的参与者表示很关注，仅有19.0％的参与者表示比较不关注，11.0％的参与者表示非常不关注。虽然25.4％的参与者表示对第三次分配政策的了解程度一般，但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也分别达到了23.3％和19.0％，可见大部分问卷调查的参与者对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有一定了解。并且26.9％的参与者认为第三次分配与自己比较有关，25.0％认为与自己非常有关。整体而言，公众对于第三次分配政策有大体的关注和了解，并且认识到该政策与个.人的关联。34.3％的参与者表示比较支持，27.6％的参与者表示非常支持，仅有11.0％的参与者表示比较不支持，9.7％的参与者表示非常不支持，并且32.5％的参与者表示比较愿意参与第三次分配，.26.9％表示非常愿意参与第三次分配。整体而言，公众支持并愿意参与第三次分配。

  文章采用问卷法收集同一批被试的数据，有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为了检验是不是真的存在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测验证。根据结果得出共有5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为27.894％，低于40％的标准，因此文章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相关矩阵分析法对性别、年龄、学历、主观阶层、职业属性、公民参与经历、公共型认知、自利型认知和对待第三次分配态度的关系进行探究。各变量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相关分析表明：公民参与经历、自利型认知、公共型认知与态度四者之间都存在非常明显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与假设预期一致。在99％的可靠度即0.01显著水平以上，公民参与经历与态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874**，说明公民参与经历与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有关信息在记忆中的可获得性越强，公众对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态度越积极，假设H1成立。在99％的可靠度即0.01显著水平以上，公民型认知与主观阶层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213**，说明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主观阶层越高的个体会认为第三次分配更加有助于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增进全体人民福祉，假设H2成立。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人们公共参与经历的个体因素。在相关分析显示，个体因素中性别、学历、收入与过往公共参与具有相关性。因此，回归分析模型将性别、学历与收入纳入分析模型。

  如表3所示，最终回归模型中，经过剔除后剩下主观阶层与职业两个变量。其中，判定系数R方为0.198，表示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19.8％的变异；DW统计量为1.775，比较接近2，说明自变量间的自相关性不明显，相互独立，能够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统计量F为15.492，显著性p＜0.001，最终模型中的自变量在总体上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如表4所示，共线性统计量的容差值与方差线胀系数VIF均接近1，表明模型的变量之间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学历和性别对个人进行公共参与活动具有非常明显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546与－.872，即学历越高的个体反而可能进行公共参与越少，和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太相同，且女性更可能积极地进行过公共参与。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回答了问题

  为检验模型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文章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依据templates选用模型6。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构建95％无偏校正置信区间。具体结果如表5显.示所示。公民参与经历对态度的直接效应值为0.8060，95％CI为[0.7531，0.8588]，不包括0，主效应显著。此外，公民参与经历对态度具有非常明显间接影响，效应值为.0.1632，置信区间为[0.1208，0.2086]；其中以公共型认知为中介变量所得效应值为0.0864，置信区间为[0.0561，0.1182]；以自利型认知为中介变量所得效应值为0.0506，置信区间为[0.0239，0.0805]；以公共型认知与自利型认知同时作为链式中介所得效应值是0.0262，置信区间为[0.0114，0.0453]。各模型的效应值均在置信区间内，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证明3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均显著，链式中介模型成立。说明公民型认知在公民参与经历与对第三次分配态度间具有中介作用，H3成立；自利型认知在公民参与经历与对第三次分配态度间具有中介作用，H4成立；公民型认知与自利型认知在公民参与经历与对第三次分配态度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H5成立。公共参与经历对态度的直接效应效果量为83.16％，三条中介路径的效果量分别为8.91％，5.22％和2.70％，是一个部分中介模型。说明公民过往的参与经历对态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公共型认知的中介效应次之。

  本文将第三次分配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对公众的相关参与、认知与态度进行了调查与量化，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做多元化的分析。本文研究根据结果得出，总体而言，公众对于第三次分配政策有基本了解，认识到该政策与个人的关联，大多数人支持并愿意参与第三次分配。过往公民参与经历会通过公共型认知和自利型认知正向影响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态度，主观阶层会正向影响对第三次分配的公共型认知。但是，学历与公民参与经历呈负相关，即学历越高的个体反而具有更少的公民参与经历。此外，有趣的发现是，女性具有更多公民参与经历。

  以往对于政策遵从、公民参与的实证研究往往探究认知怎么样影响遵从行为。但由于第三次分配政策的特殊性，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志愿性、公益性，不完全源于政策本身的认知，因此本文从过往的公民参与行为出发，探讨行为怎么样影响认知，再进一步影响对政策的态度。此外，尽管已有许多理论文章探究阐释了自利和利他的辩证统一关系，但以往许多涉及自利和利他认知的实证研究往往把两者放在平行对立的位置，文章发现公共型认知可以正向影响自利型认知，进一步验证了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态度并非出于“自利人”的本能，更可能是由于过往相关经历带来的公共型认知促进了态度的积极变化。文章丰富了公民参与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实践，逐步发展了公民参与的外延，对于政策倡导、呼吁公众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策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提高公民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度，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公民参与公益互助、慈善捐赠、社区帮扶等活动，减少“讲道理”式的呼吁，让公众在参与中感受利人利己的价值。有趣的是，结果不同于以往研究对于教育水平对公共型认知的影响结果，文章发现，学历越高的个体的公共型认知反而越低。主观阶层可以影响公共型认知，这说明应当从从根源上提高公众感知的主观阶层，多方面提升人民幸福感。

  文章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面向广大公众样本，但由于采用的是网络问卷进行方便抽样、滚雪球抽样，所以样本在收入、学历和职业的部分特征比较集中，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多样性以代表社会整体水平，未来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扩大样本量、提高样本的代表度。另外，对于过往公民参与的动机文章并没有探讨，原因主要在于本文的模型是亲社会行为、公共政策参与中的一环，其中的作用机制也是一个循环，过往公民参与经历提高公民型认知提高自利型认知从而态度更加积极，此后会进行更多公民参与活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主观阶层作为调节变量的部分文章没有计算公众的客观阶层，未来的公共政策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将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一并纳入模型，探究其中的共性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