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了:十连增的泡沫和代价(图解)

发布时间:2023-12-17 作者: 检验设备

详细介绍

  一图胜千言。本文主要用官方统计图表事实来针对本人认为足够严重的问题而做些说明。

  22日,人民日报联手农业部官员发表了《农业部驳斥“中国粮食”》,说:《谁能养活中国》一书的美国作者布朗再度挑起“世界能否养活中国”话题,炒作“中国粮食”。中国有能力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用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了全球1/4的粮食,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2013年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中国进口的粮食品种中,主要是作为蛋白饲料的大豆。国际上并不把大豆统计在粮食中,如果单算谷物,中国进口的数量并不大。(摘录完)。

  官方统计说明,中国的粮食产量占世界总数的1/5左右、不是“1/4”。若不包括大豆,中国的粮食进口数量还没突破95%的自给率红线;而若包括大豆,自给率红线早已被大大突破。

  农业部及其关系媒体言行有个特点:要自夸“十连增”的“政绩”了,他们的粮食统计包括大豆;而面对为进口有害无益的转基因大豆而扼杀本国豆业、冲破了中国粮食自给率红线的责任问题了,他们的粮食统计就不包括大豆了。此外,该报道说,“中国进口的粮食品种中,主要是作为蛋白饲料的大豆”;而实际上,进口大豆几乎都是转基因大豆,其中大量的还是美国官方审批为动物饲料的品种(譬如抗草甘磷转基因大豆)、而中国农业部却批准为人类食品材料而充斥中国食品市场。

  事实:实际上,布郎先生的作品并非是质疑或否定中国人民的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而是通过中国由以前的粮食大体自给自足转变到现在不得不年年大幅度增长进口的状态,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问题。说实在的,他没给出清晰答案;就发展模式或道路问题而言,他的批评足够温和、并没有说明“十连增”的泡沫及其代价使中国农业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的状态。

  造成该威胁的一个主要成因,是用工业方式、特别是用化工工业方式(包括转基因方式)来搞农业。中国农业部及其官员否定这个成因的存在。譬如,上周末,中国对外电视广播播放了农业部长的采访;该部长大吹“化工农业”,说是若不用化肥和化工农药、中国粮食就不能增产而会特大减产;而面对用化工工业方式搞农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的责任担当了,他们又说那危害是工厂矿山造成的、把自己的责任给推得一干二净。

  然而,事实说明,他们鼓吹的“十连增”之“农业现代化”是个化工材料吹出来的大泡沫,其代价是牺牲中国的生存空间;若不能立即开始纠正那个大泡沫的“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业和生存空间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机、就应该倒计时的事情了。详说分析要大块文章。一图胜千言。这里就用官方统计图表的事实来说说几点。

  可以看到,1985年以来的大约30年时间里,中国粮食增长与化肥用量增长之间有直接的密切关系;若说,2002年以前,两者之间还多少有些剪刀差的线年以来的“十连增”则是几乎彼此完全吻合。就此,两者增长率对比更清楚地显示了“十连增”是化肥堆积起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农业越来越依靠化肥,那化肥的单位效力却慢慢的开始衰竭:

  正因为如此吧,为保持“连增”、就需要更多更多地投入化肥,于是,中国农业官员及其关系媒体就大力鼓吹“化工主义”、说减少化肥用量或不使用化肥就会发生粮食减产云云,为持续大量地投入化肥而制造所谓“科学依据”的舆论。

  然而,“天必胜人”。任何人工化肥都会逐年发生效力衰竭;如此,就需要开发新的化肥,再开始一轮效力衰竭,即中国农业进入“化工主义”的恶性循环。任何发展都有代价,方针政策不同,为发展而支付的代价不同而已。按照“十连增”的“化工农业”方式发展下去,那将严重破坏甚至彻底摧毁中国农业幸存的空间,譬如:土质退化。

  土质退化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体现方面之一。下面是联合国环保署和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土质退化布局地图:

  [1] 土质退化严重的区域大都分布在化工农业(包括化肥、化工农药或转基因作物)盛行之地;其中,美国中西部即美国农业区是足够典型者之一。

  [2] 中国的土质退化属于全球最严重之列,残存土质未退化之地的区域极小。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国土和农业都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安全威胁;或说,中国将面临生存空间的严重危机而不得不以战争手段扩大生存空间,而这正是西方发生“中国威胁”论的缘故之一。

  [3] 俄国的土质退化属于全球最轻之列。该国立法禁止转基因化工农业,至少,那保证了俄国避免生存空间的危机。从国土质量方面说,全球农业发展的主动权正向俄国转移。

  不言而喻,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全世界的地理政治学最大课题之一。就此而言,搞清楚土质退化的成因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下面,是联合国环保和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土质退化之成因布局、中国报刊发表的化肥用量猛增的统计:

  [1] 亚洲的土质退化的顶级规模且最严重。其中,农业和畜牧业的贡献比例大约为58%;这是中国农业过去30来年所明显具有的一个特征。譬如,中国农业的化肥农药用量翻番增长且是全球的用量最大者,中国的土地开发过度和使用过度是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也是名列世界前茅、且转基因作物使用或捆绑的生化农药的全球开发生产之相当大部分就在中国。

  [2] 生物学产业对土质退化的贡献已经明显化。尽管其比例目前似乎很小,但其膨胀和作用的前景却是足够大的。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个成因的主要成分是转基因技术泛滥;原本大多分布在在欧美,2007年以来、逐渐扩展到亚洲、特别是扩展到中国。

  可见,农业及其化肥农药等化工材料的使用是影响生态的主要成因之一。中国农业部官员试图否定农业及其化肥等化工材料使用对生态的破坏作用,那是为推卸责任而讲假话。

  附图附议:使用化肥对土质、空气和生态环境都有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超大量地使用化肥,譬如比实际需要多出40%,结果,每年大约有一千万吨化肥渗入土地、河流和湖泊,对生态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从中小学开始,课堂教育就说植物有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的“净化”空气的正面功能。科学研究发现,植物同时也有释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和污染空气的负面功能。转基因作物就是内加农药或捆绑农药的作物,其商业化种植使得化工材料更大规模地施用、从而通过作物与农田的互动作用而大规模地破坏土质和污染空气及水系。

  可以看到,水蚀和风蚀的作用程度相当大,譬如,水蚀造成的中国农区的土质退化严重程度已经足够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造成水蚀的原因很多,且已经有不少报告做了详细分析。这里要说的是:美国官方公告说明,化工农药已经给水系带来严重污染,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使农药用量大幅度提升、加剧了水系污染恶化。

  在香港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水系的机构“中国水危机”于今年04月09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说:中国的主粮是大米,水稻种植几乎遍布主要农区;水稻是所有农作物中“吃水”最大的,而水稻种植区的化肥用量仅略少于美国全国化肥的用量。

  水是流动的。不言而喻,用化肥催起来的水稻产量“十连增”的代价,就是大面积甚至半个多中国的水系污染和土质退化。转基因水稻不过是把“外用”农药搞成了“内服”、其实就是大幅度提升农药用量,那必然就会给农田水系带来严重污染,且随着水流而把污染带到各个地方。

  联合国环保部门和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伴随着全球水蚀情况恶化,水能利用管理问题使全球面临的“水荒”危机的程度也慢慢变得厉害。下面是该机构发表的全球“水荒”布局:

  可以看到,照现有方式发展,再过十来年或二十年,中国和美国就会因“水荒”而面临全国范围的“沙漠化”状态的威胁。就全球看,中国和美国都是“化工农业”搞得最厉害的国家。

  为了给转基因化工农业开路铺路的“城镇化”做法,加剧了中国的水蚀和水荒的继续恶化,以至于搞个“南水北调”还不够、又要搞“西水东调”了。

  特别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古代搞的“南水北调”大运河是黄河长江的下游区域,近些年来搞的“南水北调”则是两河的中游区域;而近来“顶层设计”所规划的“西水东调”、则是要在黄河和长江的上游区域搞工程,即要在养育中国的国土和人口的两河发源地搞大规模的调水工程。

  美国布鲁金斯发表的论文说,那种调水工程转向黄河长江中上游,必将大大破坏中国的全国水系的自然布局,难免给中国的每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和生死攸关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那些调水工程会使极少数人掌控的工商金融和房地产业获得巨大的“红利”,但其代价则是中国将面临严重危机:国土土质恶化和水系恶化,意味着中国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的恶化甚至丧失,意味着中国在少数人致富的道路上、全国走向“自杀”。

  其实,那种水系变化而带来全国危机的历史教训和未来可能,早在193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指明了,那就是曾在国际学界颇为闻名的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附图如下:

  关于冀朝鼎先生,坊间有不少戏剧性传说,其中一个故事说:蒋介石和掌控了全国政权后,搞起了现代化,需要规划人才。当时,冀朝鼎先生已经以农学家和金融学家而著称于世,受到蒋介石当局的重用。冀朝鼎先生贡献的规划,一是滥发金融债卷,二是滥搞城市工商金融兼并农村土地的同时搞水利开发,结果是:蒋介石当局采纳了那些规划后,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而城市工商兼并农村土地和滥搞水利开发则使统治区陷入粮食不能自给而不得不依靠宋美龄的海外关系搞进口。故事说,这些“现代化”规划建设使蒋介石当局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和危机,为后来仅用三年就打败而提供了条件。原来,那不是冀朝鼎先生不懂农业和金融,而是他故意给当局提“馊招”:冀朝鼎是员、是和周恩来的嫡系学者;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诱使当局在“现代化”致富的道路上走向“自杀”、为夺取天下创造条件。

  不管那故事是否属实,其中所说道理却是冀朝鼎的那部著作有清楚阐明的:水系是国家幸存的门槛之一;农业和区域的发展应该服从水系自然布局和自然规律、而不是要水系布局规律服从农业和区域的规划,否则,国家幸存难保。譬如,冀朝鼎的著作考查了中国历史,说明:一个朝代上升时期,水利管理是农业和区域的发展服从水系布局的;而搞水系布局服从农业和区域的规划则往往是朝代灭亡的前奏。

  冀朝鼎先生的那部作品是1936年发表的。当时,欧美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思工业革命”和“反思现代化”、即“后现代化”思想的成型之际。冀朝鼎的作品,还有另一位中国学者费效通的作品,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为素材,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自然条件问题和社会条件问题及其历史脉络文化问题,----诚如同辈学者梁漱溟所说:中国现代化,成也文化、败也文化。冀朝鼎和费效通的作品所提出的综合性思维的思想,与西方工业革命现代所遵循的分解性思维的西方哲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为欧美社会的“后现代化”思想成型而提供了异常新鲜的东方经验和综合性学说,因而,费效通的作品成为欧美学界的社会学的一部经典甚至奠基之作,而冀朝鼎的作品则成为欧美学界后来发展起来的生态学的一部基石之作。

  中国科学学术为西方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营养的事情,自文艺复兴开始、就发生过数次。然而,令人费解或令人深思的问题是:那些中国学者的灿烂学说和思想,在故乡中国却往往受到轻视或蔑视、甚至还时不时地被列如“敌对势力”。譬如,就冀朝鼎先生大约80年前提出的农业和区域的发展及规划应该服从水系的自然布局和自然规律的思想,当今搞农业、搞城镇化和搞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的人们,有几个读过冀朝鼎先生的作品?有几个懂得该作品所阐述的生态道理和历史教训?按照或符合冀朝鼎先生的学说而提出的发展天然有机农业和建设生态文明、反对大搞转基因化工农业的主张,遭到了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的恶毒攻击、且被他们列入所谓“敌对势力”,那不就是中国之花的“墙内夭折墙外香”的命运的现实例子吗?

  中国不走欧美的用工业方式或化工工业方式来搞农业的道路,就没路可走吗?非也。有一条大道可走,那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提出的“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的精耕细作。

  在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这条发展道路上,中国有长期历史的、也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且不说近万年的中国农业历史就是天然有机农业的历史,仅从执政后的历史来看,中国就曾有过恢复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而取得粮食自给自足、从而根本提高了国家实力的经验教训。那经验教训,就来自被“挺转帮”或转基因“带路党”及其文人们搞“非毛化”所试图否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或说是时代的历史。

  来看看中美官方的相关统计。下面的图表,是时代和“十连增”时期的中国的粮棉产量年均增长幅度的对比(原始数据附后):

  1953年到1977年的粮食年均增长率为2.31%、棉花年均增长率为3.33%,

  1978年到2012年的粮食年均增长率为1.59%、棉花年均增长率为3.65%;

  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里,粮食年均增长率为2.92%、棉花年均增长率为4.60%,

  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里,粮食年均增长率为2.49%、棉花年均增长率为3.26%。

  大搞化工农业和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种植后,譬如在所谓“十连增”的十年时间里,其产量年均增长率为4.01%,高于1978年到其之前的产量增长率,但还是低于被挺转帮们和“非毛化”官员们所否定的毛时代或文革时期的以天然农业为主要方式的产量增长率。

  史料和统计都说明,以前或毛时代的中国粮棉生产或农业发展,不是一点点都没用化肥或化工农药,但数量极少、根本就没有如今的世界头号的使用规模。实际上,和周恩来是在1972年批准进口化肥生产设备之后,中国农业才开始略有规模地开始使用化肥,但那带有很大的试验观察性质;官方统计说明,化肥等化工材料在农业方面的大规模或泛滥使用,主要发生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发生在“十连增”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毛时代发生过粮棉产量大起大落,且主要发生在“”和“文革”时期,其主要教训就是:试图“人定胜天”的结局必将是“天必胜人”。譬如:

  [1] 时期,搞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大规模土地兼并和工业式生产集中、鼓吹“亩产万斤”的“人定胜天”农业思维,结果是产量和亩产都大大跌落;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加重粮棉产量跌落,出现了全国粮棉严重短缺的危机状态。

  后来,和周恩来等纠正了那个用工业搞农业的“人定胜天”的错误搞法,恢复了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决策思维,恢复了用农业搞农业、恢复了以自然村落和自然农户为基本单位和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的做法;结果,大约三年多时间,中国不但度过难关、且大体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跟试验成功和石油自给实现一道,根本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大鼓舞和加强了全国民众的民族自信的国家精神。

  那些在“”时期鼓吹“亩产万斤”的文痞及其后来收罗的枪手,如今成了“转基因”的吹鼓手(他们的两个“”的思维是同一思维方法,即所谓“科学主义”和“人定胜天”的思维。再论。);为摆脱责任,他们还卑鄙地嫁祸于人、把他们搞的“亩产万斤”栽赃说是或钱学森搞的。可以说,当今搞土地兼并的“大农户”和“农业现代化就是搞转基因种子”等等用工业或用化工来搞农业,不过是当年“”搞法的再现,炒的是一盘菜而佐料不同而已。问题是,如今,还有没有和周恩来那样的权威领导来及时有效地纠正“人定胜天”和“思维”的错误呢?

  [2] 文革时期,1966到1971年发生了粮棉产量大起大落,那成因很明显:主要是受运动的影响而不是农业方式的改变。1972年以后,提出并由周恩来和等负责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等经济建设措施,粮棉产量即恢复原来水平并开始逐年提高。不管哪个阶段,农业发展方式大体保持着自然村落和自然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天然有机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精耕细作。

  简言之,中国过去6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不搞“人定胜天”的“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偏一管理、而搞“天必胜人”的“土肥水种”的综合管理,不用工业方式或化工工业方式(包括转基因化工农业方式)来搞农业、而就用农业来搞农业,不用或少用化肥、而主要用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发展农业,中国的粮棉照样能保持较好的增长。当然,不必说,天然有机农业把食品安全风险和疫情风险降到可能的最低程度,而化工农业(特别是转基因化工农业)则是使食品安全问题和疫情问题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而就当前而言,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向全体成员国提出了“让农业回归自然”和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政策主张。那就是天然有机农业,是现代化农业而不是回到古代农业。譬如,发达国家为维护天然有机农业需要的土质安全和水系安全,已经建立了太空作业结合地面作业的全球管理监测网络,其应用科技包括农学、水利学、地质和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和气象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生物学和基因学、病理学,还有计算机和混沌学,等等、等等,都是现代或当代的科学技术。

  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天然有机农业作为本国支持扶持的战略重点、完成了保障天然有机食品供应的战略合作协议,以至于转基因化工公司孟山都等都开始转移方向、转基因种子将不再是主体业务内容。而俄国则是明确说了拒绝转基因化工农业的国策。

  看看世界地图,只有中国还在鼓吹转基因种子的化工农业的神话,还在继续搞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定胜天”。化工农业的“十连增”的大泡沫即将破裂,问题是:若是再不悬崖勒马而纠正包括转基因种子在内的化工农业的严重错误,那么,中国农业甚至国家幸存就难免灭顶之灾的命运。如此,转基因化工商业和金融房地产等少数人是获得“红利”了,可谁来支付由此而来的国土、水系安全和人口安全都面临严重威胁的沉重代价?谁能承担和如何来承担相关责任?若您不想也不能承担那责任,那么,您的选择就是别干那事情,否则,自然惩罚、社会谴责和历史审判都是毫不留情的。

  西方大搞有机农业,中国大搞化工农业。2013-3-7 21: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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